2月24日，中国商务部宣布，因无法确认两用货物的最终用户或最终用途，将三菱造船等20家参与强化日本军力的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并将斯巴鲁等20家日本企业列入观察名单。此举可以看作是中国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实施安全风险管理、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等目标结合到现有制度框架内的创新追求。这也表明，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实践再次迈上新台阶。加强输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措施具有三个显着特点。第一，稳定。时间中国对日出口管制的稳定性体现在其目标的连续性和政策工具的可预测性。此次中国的出口限制将矛头对准了屡犯错误、不肯改正的高市政府，并针对了特定的日本企业。中国坚持保护核心利益、履行防扩散义务、维护国际和平、统筹安全与发展。发挥出口管制作用，稳定对日两用物项出口监管。第二，精准。该规定重点关注“两用物项”，这一类别本质上具有两用特性，具有提高军事能力的潜力，且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密切相关。这一制度安排意味着中国拥有法律和程序工具对高风险主体实施更细致的监管，从而使监管政策更具针对性和可执行性。正如中方明确指出的，中方纳入该法仅针对少数日本企业，相关措施仅涵盖两用货物，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从逻辑上讲，这种类型的协议有两个目的。首先，它明确传达了中国对其安全和防扩散义务最终结果的严肃态度。其次，避免扩散对地区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不必要的影响，从而在安全治理与经济商业秩序之间实现更强的平衡。第三，责任。当前中方对日采取的管控措施完全合理合法，我们也遵守，但我们对相关政策的落实仍保持高度责任感。列入控制名单或观察名单的日本公司可能会提出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军用物资出口管制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的规定，将其从相应清单中删除。与此同时，虽然中方仅新增了40家企业进入名单，但根据《关于加强对日军用物资出口管制的通知》，禁止向未列入名单的日本企业出口军火，例如弹药、军用及其他有助于日本军事扩张的最终用途产品。正如商务部所言，诚实守法的日本企业无需担心。加强对运往日本的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的信息非常明确。中国对涉及核心利益问题的政策应对将继续依靠法律体系，深化“风险识别更加精细、名单管理更加规范、执法更加明确”因此，这一制度使得逐步完善政策具有现实性。客观地讲，日方今后是否有意愿纠正错误言行，将是影响中国调控力度的核心因素。从宏观地缘政治角度看，此次加强对日出口管制措施是战略步骤，对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履行战胜国国际责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作用。亚洲及太平洋战后秩序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确立的原则协定，其中第一个明确规定了威慑和惩罚日本侵略的目标，并对战后领土的处理作出了基本规定，后者在第八条中规定了“开罗宣言的条款”。并明确了日本战后主权范围。1945年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和平宪法”禁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保障日本放弃战争权利也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内容。因此，上述措施可以理解为旨在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地缘政治风险防范和管理措施。其目的这些措施的目的是确保敏感资源和关键技术被用于发展可能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军事能力，从而引发威胁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进攻性袭击，目的是防止这种行为导致不当行为。防扩散义务和地区和平与稳定目标纳入同一制度框架。法律基础明确，政策逻辑连贯，工具的使用侧重于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的风险管理，机制观察名单和控制名单等工具为更复杂的控制提供了制度空间。更深层次上，此举还植根于中国二战胜利和战后国际秩序。通过系统地限制敏感技术和资源的流动，实现防止日方错误言行恶化地区安全局势的预防性目标。在亚太安全架构面临多重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展现了作为负责任大国在探索历史义务、现实安全和国际秩序维护方面的认真和创新思维。中方的举措将必将为世界带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家安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编辑：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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